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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鱼类可以自由销售了。可以自由收听国外的广播了。妇女的参政权也许可以得到认可。这都是令人开心的好消息。”(9月10日,页363)“昨天报纸的发行遭到了禁止,麦克阿瑟司令部今天取消了这一禁令,并且发布了新闻言论自由的新措施。这样一来什么都可以自由写了!什么都可以自由出版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自由!应该由本国的政府给予人民的自由,却由占领自己国家的外国军队第一次给予了,想起来真令人羞愧难当。作为一个热爱日本的人,我为日本而感到羞愧。战争打输了,因占领军的进入而失去自由,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我们却是相反,占领军保障了我们的自由。这是多么令人羞愧的事!”(9月30日,页366-367)“特高警察被废止。心里一下子舒畅了许多。心头的暗云消失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盟军司令部发了指令才能实施,而日本人自己做不到呢?真是可耻。如果是日本人自己废除了特高,我的喜悦就会更加强烈了,我在喜悦的同时就不会留下这种不爽的郁闷了。”(10月6日,页372)同样是过来人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曾这样指出了美国占领军对于一般日本人、尤其是知识人的意义:“长年在精神的牢狱中失去了思考力的人们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忍耐了许久之后终于可以一吐胸中郁闷的时机到来了。即使这种自由是占领军绝对统治之下的有限的自由,但对治安法的彻底废除,将旧大日本帝国的统治者作为战犯关入监狱,实施妇女参政的大选,承认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合法,废除国定教科书,解放农地,解散财阀等等,这些不断推出的一系列的改革,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划时期的新时代来到了。”(《昭和的战后史》第一卷,东京汐文社1976年,页4-5)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知识人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相对而言,日本是除欧美之外近代西方思想最早得到广泛传播的国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源于法国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相继或同时在日本登陆。甲午战争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了日本社会绝对的主旋律,但1904年日本对俄国开战时,就已出现了著名的活动家和思想家诸如堺利彦、内村鉴三和幸德秋水等人的反战言论和反战运动,其基本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思想。1920年前后的大正时期,曾出现过民主主义思想高扬的岁月,不久左翼思想与社会运动相结合,1922年诞生了日本共产党,对当局的内外政策时有质疑之声。但随即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抬头,国家利益至上的国权主义再度成为绝对的主旋律。1930年前后当局对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运动进行了疯狂镇压,迫于残酷的现实,大部分左翼人物纷纷转向,或转与当局合作(如作家林房雄、片冈铁兵等),或放弃原来的主张,与当局妥协,高见顺即是后者。因此当日本当局发动战争时,反战言论几乎完全失声,思想界和文化界完全为当局所掌控,除了极少数大佬能以某种理由游离于主旋律之外,几乎所有的知识人都匍匐在军部的淫威之下,左翼思想和自由主义都集体噤声,失去了或收敛了理性的批判。从上文引述的高见顺的日记,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思想脉络。日本宣布投降不久,具有左翼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双重背景的高见顺已经意识到了“把日本陷入如此悲惨境地的,就是那些时至今日仍在高叫抗战的傲慢的军阀。是军阀将日本弄得一团糟。这些军阀难道还想把人民拖入苦难,将日本彻底灭亡吗?”(8月18日,页321)他甚至反省到了“将日本弄到如此的境地,我们自己也有罪责,必须痛加反省”(8月12日,页298)。但他或他们更多地关注的,还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及命运,对于受日本侵略的海外各国,尤其是中国等邻国所遭受到的巨大的苦难,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丝毫的忏悔和痛苦,即使提及,也只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也绝不在战乱后的支那之下”(4月21日,页176)这一类的表述。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绝大部分日本知识人的思想实态。由于当局的高压政策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大部分知识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跟随着当局的所谓“大东亚共荣”的主旋律摇旗呐喊,偶有冷静的思考者如东京的东方文化学院的研究者宇佐美诚次郎在1942年试图对日本的对华经济侵略政策进行批评时,立即遭到了当局的镇压而被逮捕入狱,而周边竟无一人表示同情或抗议(山根幸夫《东方文化事业的历史》,东京汲古书院,页131)。这在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专制政权中,情形也大抵相同。这或许是日本知识人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哀。 中广网北京3月4日消息(记者唐明 娄书铭)据经济之声报道,政协委员、著名导演张艺谋4号刚一出现在两会驻地现场,就被闻风而来的记者围追堵截。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张艺谋等六位政协委员关于呼吁电影票价下降的提案。中国的电影票到底还能降多少。院线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各大影院默认最低价30元。 张艺谋的提案点到了正在热恋的李先生的痛穴,电影院动辄六、七十甚至上百元的电影票价,让他的谈恋爱成本节节攀升。 张艺谋:六七十比较高啊,我觉得二三十还能接受。 但影院的负责人告诉他,全北京城都是这个价,而且不会降价。 影院负责人:90%的电影票价都是60块钱,无论是国产还是外国的,我们都一视同仁。整个票价几乎没有任何浮动。 《2011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电影平均票价比2009年增长了18%,超过了40元。而目前国内一张电影票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月收入的2.3%,而这一数字与发达国家0.5%的数据相比明显偏高。在美国的一线电影院,《碟中谍4》的票价折合人民币是54元。香港的票价最贵也才50港币。 一位影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影院票价高烧不退的原因。 影院负责人:这个原因主要是跟发行方或者是片方,他有一个最低限价。 那到底这个最低限价是多少,北京首都华融影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超接了个底。 于超:现在一个国产电影,大家默认的一个底价是30到35元,这是一个最底的折扣。 但著名导演冯小宁认为,国产电影还有降价空间。 冯小宁:我们要关注,谈到电影票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国产电影,国产电影的票价一定要尽可能降低。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中国看电影比美国贵得多,是因为中国影院的成本非常高。博纳影院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发行方要拿走的利润接近票房收入的一半。影院本身还有工资、房租、水电等开支,近年来这些开支还在不断攀升。一年下来,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如果电影票价再降,他们真的伤不起。 博纳影院负责人:主要靠电影票收入其他的带来不了多少收入,现在看来就是亏损的,去年一年就摔死在亏损的。 其实,中国电影并非没有降价空间。在高票价的压力下,上网团购低价电影票成为近两年的潮流。不少人通过团购,购买5折以下的电影票。据团购导航网站团800调查显示,电影票团购已经成为团购行业的“二当家”,仅次于餐饮行业。但于超认为,这些团购网站坏了圈里的潜规矩,日子长不了。 于超:团购这种形式有点过低,打破了影院之间默认的价格底线,有些影院通过低价格把消费者吸引到他们哪去,我们觉得稍稍有点不合适。 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林育均展示“捡烟头”的战果,他劝导市民不要乱丢烟头。 连肖 摄重庆市司法干警街头擦栏杆“学雷锋”。连肖摄中新网重庆3月4日电 (记者 连肖) 4日,重庆市司法行政系统掀起万人学雷锋行动。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林育均亲自上街捡烟头,劝导人们要做文明市民。记者当日上午10时许见到林育均时,他已经捡了半口袋烟头。他一早从家中步行出发,两个小时走了近8公里路程。在沿街搜寻烟头之余,他还劝导过路的吸烟者不要乱丢烟头,要做文明市民。“我边捡烟头边琢磨,觉得烟厂除了生产香烟,还应配套生产一种可随身携带的烟灰缸,这样,吸烟者就可以随时随地将烟头丢弃在自己的烟灰缸里。”林育均对记者说。在林育均穿越大街小巷捡烟头的同时,重庆市及各区县司法局的上万名司法行政工作者也走上街头“学雷锋”。扫大街、擦栏杆、文明劝导、义务法制宣传、义务法律咨询……记者4日在重庆江北区、渝北区等多地看到了司法人员“学雷锋”的身影。不过林育均表示,仅通过活动学雷锋远远不够。因此,重庆市司法局正在培育一种“学雷锋”为民服务的良好行为方式。该局2011年共为群众做好事1.4万余件,捐助30余万元;该局“双月无车周”活动共节约经费40万元用于帮扶困难群众。此外,重庆市司法局对口帮扶重庆武隆县“最远、最穷”的繁荣村,除帮助村里完善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帮助村民开垦荒地种植金银花2100余亩,建成了预期年产值1000万元左右的金银花扶贫基地;先后赠送3000余头仔猪给农户饲养,并回购制作成桐梓山老腊肉销售;协调引进种植订单辣椒近2000亩,推动繁荣村提前一年实现了农户万元增收目标。 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常德传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新华网 杨刚 “使农民工成为优秀产业工人” 新华网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常德传 新华网记者 房玉茜 姚斯彦 曹滢 青岛港是国家特大型港口,与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良好的往来,是我国第二大外贸港口,是联通中国、面向全球的世界第七大港。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常德传做客新华网《全国两会特别访谈》,介绍培养农民工、塑造文化强企的“青岛港模式”。 培养学习型农民工、实力型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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